作者：郑杰
受邀到广州花都讲课，周五住下时已近12点，一早起来奔赴会场，下午得飞回上海。大会虽然只安排我讲一个半小时，但对我的体能来说却是很大的考验。
从甘肃到湖北到广东，行色匆匆，许多朋友敬佩我的体力，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我说那是因为单纯，两年来虽然“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几乎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可我忙忙碌碌地却只做一件事：帮助校长们理解学校和驾驭学校；那些定居的人们，心中未必有我的安详和宁静，因为他们每天要应对许多事、面对许多人，而那么些事和人未必是他们愿意应对和面对的。
还有些好奇的朋友问我，像你这样的“怪物”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我说，没有刻意培养，只要单纯，心无旁骛。人可以有许多杂事，可人不可以有太多杂念，杂念损害一个人的身体，折损了一个人的智慧，使人的双腿和头脑都似被灌了铅。
我们做教育的朋友，都要努力地去除杂念，将自己全部的体能和智慧聚焦于最有价值的事情上去。越是世事纷扰，诸事不遂人愿的时候，就越要心中放得下，将心中的那个“小我”和一时一刻的“得失”如排毒般排空，努力建立起一个与教育相关的大目标，这个大目标就是要实现某种单纯的教育。
一个心地单纯的教育者走上讲台，会从肺腑中生出一种崇高感，自动地将每一个教学内容与人的灵魂相连。即使是体育课也是如此，体育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身体的训练，简单地将体育看作是提高健康水平和一个人的身体动作协调技能，就是有杂念的体育；音乐课如果只是乐理，或者音乐教育是为了等级考和艺术节的奖项，就是掺杂了杂质的艺术教育。体育和音乐都应能使人的灵魂趋于完善。
柏拉图认为，所有的课程，数学科目和算术学、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都应“自然地导致反思”，并且引领“灵魂朝向存在”。他认为，像手工艺术、生产工作中的技能，甚至那最简单骨头与肌肉运动，都应包括感觉和心灵。否则，只会导致受教育者的“奴性”。他还说，“倘若使这些科目的技能得心应手的唯一动机就是由法庭上的成功而赢得的财富的话”，就会“沦落而具有奴性”。
蒙田在批评他那个时代的教育时说，“仅仅瞄着给我们脑袋灌输知识”，这是一种“迂腐的学问”，它不仅无法达到最高的教育目标，而且导致巨大的罪恶，因为“对一个不具备善之知识的人来说，任何其他知识都是有害的。”在这里，蒙田所指的“善待知识”就是关涉一个人灵魂的知识。
周六晚上回到上海，周日一早去闸北教堂观“洗礼”，37个“凡人”今天成了基督徒，洗礼便是要“借助有形的物质水，洗净我们身体灵魂一切都污浊”。这是37名基督徒的快乐日，从此他们“将披戴上帝”。果敢刚毅的秦牧师在台上主持今天的典礼，他的声音和言词充满着神性，小小的教堂里，显现出“上帝”的神秘而实在的力量，每个人都灵魂都受到了抚慰。当大家一起唱起《快乐日歌》中的“心里清洁，极大欢喜，这日永远，不能忘记”时，人们充满了被拯救的希望。
今天的典礼是对每个教徒的教育，宗教教育是有效的，因为牧师和代代相传的神圣仪式一起，激发了人们的“神圣本性”。一些超自然因素，如启示、仁慈、圣礼等，使牧师的一言一行都直达教徒的灵魂。因而，教徒们的快乐绝不是身体和精神上的，而是灵魂深处的。
教师不是牧师，但教师的教学应直达学生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就是牧师。奥古斯丁说，教育是“最伟大的慈善行为”，毫无疑问，学习是由爱促动的，更进一步说，教师对学生不仅爱，还有对学生心灵的尊重，不仅有尊重，甚至还应有顺从，对某种人类相通的神性的顺从。我们翻阅一下但丁的《神曲》，在这部伟大的作品中，但丁与维吉尔之间关系，向我们呈现了学生与老师、宗师与门徒之间“爱、尊重和顺从”的动人图画。
教师不必是基督徒，为维护“宗教自由”的公民权利，教师在课堂中不能宣扬任何宗教教义，但是，教师应给予学生牧师般的关怀，才能使教育变得纯净，也才能以纯净的教育启发学生灵魂中的“神性”，我们知道，唯有人性中的神性能让人产生崇高感，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教师更不必模仿牧师的充满神性的言词和嗓音，教师只需些许“宗教情怀”，便能关怀；而宗教情怀还得要靠自己的修炼，才会先于学生获得灵魂上的安宁和慈祥。可是教师会自觉地去修炼自己吗？我认为会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神性，都会在实践中体验到崇高和悲悯，可是，一些因素抑制了教师的神性，使他们陷入了世俗之中，而离单纯的教育越来越远。
穆勒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有“纯粹为了把人民从一个模子铸出来而彼此一样的设想。”他相信，只要政府愿意让“家长在他们喜欢的地方以他们喜欢的方法去获得教育，并且为那些付不起任何费用的人支付全部学校开支”，那么学校自然会达到某种卓越的标准。
此时，我脑中闪现出一句话，将用于桂林的一所知名小学，作为他们的办学理念：“响应儿童的天性，倾听心灵的声音”，我希望他们今晚读到此文，能加倍地“心里清洁，极大喜欢”。
从甘肃到湖北到广东，行色匆匆，许多朋友敬佩我的体力，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我说那是因为单纯，两年来虽然“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几乎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可我忙忙碌碌地却只做一件事：帮助校长们理解学校和驾驭学校；那些定居的人们，心中未必有我的安详和宁静，因为他们每天要应对许多事、面对许多人，而那么些事和人未必是他们愿意应对和面对的。
还有些好奇的朋友问我，像你这样的“怪物”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我说，没有刻意培养，只要单纯，心无旁骛。人可以有许多杂事，可人不可以有太多杂念，杂念损害一个人的身体，折损了一个人的智慧，使人的双腿和头脑都似被灌了铅。
我们做教育的朋友，都要努力地去除杂念，将自己全部的体能和智慧聚焦于最有价值的事情上去。越是世事纷扰，诸事不遂人愿的时候，就越要心中放得下，将心中的那个“小我”和一时一刻的“得失”如排毒般排空，努力建立起一个与教育相关的大目标，这个大目标就是要实现某种单纯的教育。
一个心地单纯的教育者走上讲台，会从肺腑中生出一种崇高感，自动地将每一个教学内容与人的灵魂相连。即使是体育课也是如此，体育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身体的训练，简单地将体育看作是提高健康水平和一个人的身体动作协调技能，就是有杂念的体育；音乐课如果只是乐理，或者音乐教育是为了等级考和艺术节的奖项，就是掺杂了杂质的艺术教育。体育和音乐都应能使人的灵魂趋于完善。
柏拉图认为，所有的课程，数学科目和算术学、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都应“自然地导致反思”，并且引领“灵魂朝向存在”。他认为，像手工艺术、生产工作中的技能，甚至那最简单骨头与肌肉运动，都应包括感觉和心灵。否则，只会导致受教育者的“奴性”。他还说，“倘若使这些科目的技能得心应手的唯一动机就是由法庭上的成功而赢得的财富的话”，就会“沦落而具有奴性”。
蒙田在批评他那个时代的教育时说，“仅仅瞄着给我们脑袋灌输知识”，这是一种“迂腐的学问”，它不仅无法达到最高的教育目标，而且导致巨大的罪恶，因为“对一个不具备善之知识的人来说，任何其他知识都是有害的。”在这里，蒙田所指的“善待知识”就是关涉一个人灵魂的知识。
周六晚上回到上海，周日一早去闸北教堂观“洗礼”，37个“凡人”今天成了基督徒，洗礼便是要“借助有形的物质水，洗净我们身体灵魂一切都污浊”。这是37名基督徒的快乐日，从此他们“将披戴上帝”。果敢刚毅的秦牧师在台上主持今天的典礼，他的声音和言词充满着神性，小小的教堂里，显现出“上帝”的神秘而实在的力量，每个人都灵魂都受到了抚慰。当大家一起唱起《快乐日歌》中的“心里清洁，极大欢喜，这日永远，不能忘记”时，人们充满了被拯救的希望。
今天的典礼是对每个教徒的教育，宗教教育是有效的，因为牧师和代代相传的神圣仪式一起，激发了人们的“神圣本性”。一些超自然因素，如启示、仁慈、圣礼等，使牧师的一言一行都直达教徒的灵魂。因而，教徒们的快乐绝不是身体和精神上的，而是灵魂深处的。
教师不是牧师，但教师的教学应直达学生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就是牧师。奥古斯丁说，教育是“最伟大的慈善行为”，毫无疑问，学习是由爱促动的，更进一步说，教师对学生不仅爱，还有对学生心灵的尊重，不仅有尊重，甚至还应有顺从，对某种人类相通的神性的顺从。我们翻阅一下但丁的《神曲》，在这部伟大的作品中，但丁与维吉尔之间关系，向我们呈现了学生与老师、宗师与门徒之间“爱、尊重和顺从”的动人图画。
教师不必是基督徒，为维护“宗教自由”的公民权利，教师在课堂中不能宣扬任何宗教教义，但是，教师应给予学生牧师般的关怀，才能使教育变得纯净，也才能以纯净的教育启发学生灵魂中的“神性”，我们知道，唯有人性中的神性能让人产生崇高感，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教师更不必模仿牧师的充满神性的言词和嗓音，教师只需些许“宗教情怀”，便能关怀；而宗教情怀还得要靠自己的修炼，才会先于学生获得灵魂上的安宁和慈祥。可是教师会自觉地去修炼自己吗？我认为会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神性，都会在实践中体验到崇高和悲悯，可是，一些因素抑制了教师的神性，使他们陷入了世俗之中，而离单纯的教育越来越远。
穆勒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有“纯粹为了把人民从一个模子铸出来而彼此一样的设想。”他相信，只要政府愿意让“家长在他们喜欢的地方以他们喜欢的方法去获得教育，并且为那些付不起任何费用的人支付全部学校开支”，那么学校自然会达到某种卓越的标准。
此时，我脑中闪现出一句话，将用于桂林的一所知名小学，作为他们的办学理念：“响应儿童的天性，倾听心灵的声音”，我希望他们今晚读到此文，能加倍地“心里清洁，极大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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