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不成功就是老师的失败？
——再议明霞的课兼答关文丽老师的质疑

 

    如果明霞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老师，如果这只是一堂校内常规的公开课，我不会写这篇可能得罪人的博文。
    可是当明霞老师的个人成长经历已经被提炼为“明霞现象”和“明霞道路”的时候，当那么多老师对明霞发出由衷的钦佩与仰慕的时候，我不能再隐瞒自己的想法。

 

    就像林少敏说的，一堂课上成了70分钟，仅凭这一点，这课就是失败的。但很多老师不愿意看到“失败”这个词，关文丽老师甚至说：当“成长”字眼已经流露她（明霞）的心绪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一定要听到诸如“认栽”“失败”这样的词汇，真的不依不饶到人家将“没有成功”换成“彻底失败”，我们感觉上就会更快乐一些吗？

    关老师可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这是一堂课，不是一个人的独舞。我在上一篇博文里说过这样两段话：
    “不论是45分钟还是70分钟，用生命化教育的观念来说，那都是学生生命旅途的一部分。虽然是借班上课，但学生来了，把这段时间交于老师了，一个用心对学生的老师又怎么能够说我和他们不熟，教材内容太难，所以这节课，成功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一种成长的姿态？
    教师保持一种成长的姿态固然必要，可是，无论在哪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学生，教师不应该只是展示自己的姿态，教师要为学生的这一段生命负责的。”

    强调生命在场，强调心与心的交流，可是一堂课后的反思却以“教师的成长”为中心，个人以为，这与生命化教育理念是完全背离的。这与当下那种把学生视为实验工具、视为名利工具的教育现状是一脉相承的。
    我很想问问一加一的博友，问一问参与生命化实验的老师们：在学生成长与你们个人的成长之间，你把哪一个放在第一位？你的教学反思，首先考虑的是学生今天学到了什么，提高了多少，还是考虑自己向成功又迈进了几步？

 

 

    关文丽老师在我上一篇博文后连跟了三个帖子，坦率地说，许多观点是我不赞同的。比如：“一目了然的事不值得再说。”

    ——如果一目了然的事情没有一个直接了当的说法，除非这纯粹只是一件个人私事，不然，这个事情就值得再说，不是非要说这个事的是非曲直，而是要一个明白的说法：当事人的说法，旁观者的说法。而我所看到的是，那么多的人面对一个一目了然的公共事件，却犹抱琵琶半遮面始终语焉不详含糊其词。

 

    有的老师以“勇气”来为明霞辩护，似乎忘记了明霞是对着几十个学生在上课啊，她不是在参加那种挑战个人极限的赛事。上课，尤其是执教这种大规模的公开课，勇气自不可少，可是更为重要的是什么？是教师的基本功啊——比如，对上课节奏与时间的把握，对教材的理解与处理，对学情的把握，对课堂生成情况的即时有效的应对……怎么有那么多老师佩服明霞的勇气，却忘记了一个执教如此规模公开课的教师应该具备的基本职业素养呢？

    对一目了然的事情有一个直接了当的说法，这也是一种姿态，一种直面姿态，没有这种直面的姿态，我无法理解所谓的成长将如何实现。
    或许，很多人把课不成功与老师的失败划上了等号。所以，无论如何不愿意说出“失败”二字，非要以“成长”来掩饰内心的焦虑不安。这又何苦来哉？难道，这么多老师真的连这点理性思考的能力都丧失了吗？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真实

    关文丽老师说她“对塑料花已经恶心透了”，所以，看到生命的常态和原生态，即使有种种的不完美，还是“反以为好”！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也说过类似的话，和关老师一样，我对虚伪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敏感和反感。可是，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虚伪已经成为国人的生命常态，而“在反对对方的同时复制对方”也是屡见不鲜。就像反腐败已经在很多时候成为打击政治对手的一个有效武器一样，反对虚假希望真实有时候不过只是一种利益需求而已。为了利益，今天可以呼吁真实；还是为了利益，明天就可能说“谎言也有善良的”这样的话。

    我当然不会幼稚到希望生命化教育没有一点瑕疵，当年采访张文质老师时，我的提问是非常尖锐的。但是，如果生命化教育的各种短板与平常生活中的各种丑陋近乎一致，大家又何需对它如此关注，何需为参加这样一个会议而激动不已？难道，就只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平台，一个可以有话语权的平台，“老子今天也阔了”？就因为张文质老师看上去没有架子很好玩一个人，不像我们平时面对的领导，所以觉得这里就是一个家了，不再允许别人说不好？

 

    关老师最后还说：“是不是一片好好之声之后，所有刺激性的语言都是值得欢迎的，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是不是流露出更多的不成熟？1+1今天这种如同注入鸡血式的伪兴奋，堪忧。”
    这里有多少争辩之风？这里又有多少奉承话语？矫枉才开始，无须担忧过正，这风，怕是已经近入尾声。